校友自述:相对最大购买力数学模型的创建历程(崔健伟)

[作者简介]崔健伟系我校1997届电力系统自动化专业函授毕业生。济南供电公司高级工程师,济南大学管理学院的客座教授。发现了“家庭最大购买力数学模型和比价理论”,在多家报刊杂志发表相关论文,部分被国家权威机构《万方数据》收录在经济学理论及经济思想史专栏,著有《家庭、社会与购买力》,三次印刷,并被北大、清华、人大、复旦、上海交大、南京大学等全国几十家大学图书馆收藏

在母校上海电力学院建校六十周年之际,将相对最大购买力数学模型的创建、发展、证明的历程汇报给电力学院,作为一个普通学子对母校六十周年校庆的一份厚礼。

19938月,我从山东济南供电局借调到鲁能上海公司工作,负责上海浦东外高桥保税区鲁能大厦的工程管理和技术管理,当时任工程部副经理,那时我才刚刚三十岁。

第二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上海电力学院成人教育部首次进行专升本招生,在学院成教部武存生主任的鼓励下,我报考了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由于以前我学的是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在其后三年的学习中,与其它同学相比较为吃力,在成人学院广大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1997年我顺利地毕业,并取得了学士学位。在上海电力学院成人教育部拿到的本科文凭,成为我一生中的最高学历。

在上海电力学院学习期间,我学习了大量的基础知识和基础理论,并结识了众多任课老师。非常感谢电力学院将全校最优秀的老师选派到我们首届专升本函数班。现在每当我到大学做学术报告时,总是提到在上海电力学院学习期间,得到一种最好的大学教育。

1996年,我回到济南供电局工作,当时山东电力集团公司党委做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在山东电力范围内创建和开展人才工程建设。山东电力实施的人才工程,其宗旨就是:倡导和推进一种学习型企业建设。那时的这个决定,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来说,具有很高的前瞻性和战略性。当时刘振亚同志任山东电力总经理兼党委书记,曹培玺、陈进行同志任副总经理,后来这几位领导对当代中国电力事业的发展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山东电力人才工程的引导下,我从1996年底至今,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剪报活动。将自己感兴趣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技剪切下来,按时间顺序贴在一起,由于多学科、多领域的信息、知识、思想交织在一起,有利于各种思想的碰触,容易产生创新思维和创新思想。当然,这样做法缺点就是剪切出来的资料不容易查找。剪报的本质是剪出报刊上人们的思想。

一、相对最大购买力数学模型的萌发

20028月,在山东济南新华书店,偶尔发现了一本《中国房地产业发展理论与政策研究》一书,作者是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的学生孟晓苏博士,这本书把大量的相关的恩格尔系数和人均GDP数据罗列出来,并试图寻找内在的经济规律。我在书店翻阅这本书时,就产生了一种想法,能不能寻找出这些数据中的内在规律?当时这本书全国发行2000册,济南市仅有两本。于是就决定买一本回家研究研究。将孟晓苏博士的这本专著,压缩成一个公式的想法,始终在脑海中回荡。机会终于来了……

2002102,《齐鲁晚报》刊登了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专家咨询委员,山东省高校工委副书记田建国同志的《知识、方法新视角》     一文,文章中大谈特谈了创新思维和创新理论。其中谈到创新学的最新理论成果。

最近,美国一批现代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表明:知识少而创新能力强,和知识多创新能力差都属于正常现象。

美国有的现代心理学家经过调查认为:爱因斯坦当年提出相对论,就是因为爱因斯坦当时的物理学知识不是很多。这两点对我的触动很大,无形中产生了一种自信和力量。

2002104,回青岛老家探亲,发现青岛的房价比济南高的多,原因在哪里?居民的购买力与人均GDP成什么关系?大约在当晚11点左右。出现了一种顿悟,突然发现居民的购买力与人口数量成反比,与人均GDP成反比与家庭收入的平方成正比的比例关系。当时我立即将此发现记录在报纸上。

从这时开始,我的生活与工作进入了一个科学探索的全新的阶段。之后,我到北京中国农业大学许本文教授家中请教,他给我提出三点意见:

第一、这个方程从整体上和量纲上看是正确的。

第二、你这个方程是如何从比例关系发展到等式关系,还缺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学证明。并且这件事不能拖的太长,如果证明不出来,就先发表出来,日后让数学家予以证明。

第三、要学习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回到济南以后,除了完成本职工作以外,投入了大量的数据计算之中,而且整天在想这件事,于是在200211月底一个星期六傍晚,在买菜回家的路上,天上下着小雪,骑着自行车慢慢地行驶,突然悟出了证明方法。当时立即停下自行车顺便靠在路边,迅速从口袋中掏出事先准备好的纸和笔记录下来。当记录完成以后,才发现土豆和西红柿已滚落在自行车旁。在科学探索与发现中,有时人们会出现瞬间短暂的顿悟,这种顿悟有时一闪而过,有时持续数秒钟,最多不超过一分钟,遇到这种情况应立即记录下来,否则稍纵即逝。

       二、美国物理学家费米的数据互补理论和科学家钱学森的系统工程理论引领我回到正确的轨道

完成数学证明后,这时一名长期从事电力技术的专家指出,恩格尔系数为社会平均值,你用这个参数计算高收入的家庭购买力时    应该进行修正和调整。即在平均恩格尔系数前面由一个修正系数代入,例如济南市居民的平均恩格尔系数为32%,济南居民家庭平均用32%的收入用于食品支出。而高收入的家庭是远远地低于社会平均数,大约10%左右。而济南最低收入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为80%,因此,恩格尔系数这个参数应该进行修正,对于不同的收入家庭要有不同的修正系数。

于是,我又到山东省图书馆翻阅大量资料,用来计算这个恩格尔系数的修正系数。

后来通过大量的计算,发现没有这个参数时,计算出来的购买力数据更接近于居民的实际情况。这时正在犹豫不决,这个修正系数到底要还是不要呢?

美国物理学家费米和中国大科学家钱学森的相关理论引领我回到正确的轨道。在山东省图书馆查阅资料时,查阅到科学家李政道、杨振宁的老师,著名物理学家费米关于数据处理的理论。

费米让其学生计算美国芝加哥这座城市的调钢琴的调琴师的数量。其中一个学生按照平均三家有一台钢琴计算出需要49个调琴师,而另一个学生按平均六家有一台钢琴计算出需要51个。结果费米让学生们查阅芝加哥的电话簿,结果表明芝加哥的钢琴调琴师正好有50个。这时,两个学生百思不解地问导师费米。为什么是这样的结果,费米介绍说数据之间有互补性,如果按照一个合理正确的方向假设和推理,数据之间的误差可以相互抵消。

看到这里我自然想到,既然误差可以相互抵消,就不应该修正恩格尔系数。此时,第一次出现了要去掉入这个修正系数的想法。

又过了三四天,我又查到了科学家钱学森的著名著作《论系统工程》。钱老在书中反复强调:在处理复杂问题时,一定要注意从整体上加以把握,统筹考虑各方面因素。既然钱老讲,要从整体上加以把握,也就是讲不能随便修正其中的任意一个参数。换句话讲,就是如果要修正参数的话,每个参数都要修正,否则所有参数都不能进行修正!这时我下决心去掉这个修正系数,使得模型证明工作又重新回到了正确的轨道。

 

三、在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原创性论文

我找到了山东省高校工委田建国书记,向他介绍了我创建的这个理论。我说研究这个数学模型决不是为了评定职称,决不是用于个人的晋升,纯属于个人的兴趣,没有丝毫的功利性。这种纯学术思想得到了田书记的赞赏。

于是在田建国书记的关心下,在山东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编辑部同志们的支持帮助下,原创性论文《关于家庭购房比价系数的研究及应用》一文发表,在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发表,同年9月初在《齐鲁晚报》房地产专家论坛上转载。

2003年,我将这个方程推广到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方面。并且以此为基础,以二元经济结构中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为研究对象,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存在与发展这个整体层面上加以把握,并统筹考虑时间、地点、人口、家庭收入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等要素,推导出二元经济结构数学模型。将相对最大购买力数学模型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研究恩格尔系数时,我注意到恩格尔定律指出:随着消费者收入的增加,收入中用于食品的开支比例会越来越小。发现当年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18211896 年)所研究的前提,是以社会的和平稳定时期为基本前提,那么战争时期或者全面粮食危机时期,则如何表述和体现?

这样我就带着这个疑问,到山东省图书馆查阅的相关资料。在查阅时发现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原先是学习矿山机械专业的,后来在任慕尼黑统计局长时,发现了恩格尔定律。而恩格尔去世的时间1896年,这时,还没有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我马上意识到,由于统计学家恩格尔所在的时代,没有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自然就不会意识到战争时期和全面粮食危机时期的情况。于是当场就决定将恩格尔系数推进延伸到1——这个社会的临界状态。

将恩格尔系数推导出大于1时的社会不稳定状态,从而将该数学模型推广社会学领域,并且由此创建出“生存因子P1=(1-Eg)I和发展因子P2=I/MGDP。于是,我日以继夜地撰于第二篇论文,于200310月底交给山东大学学报编辑部,论文题目为《最大购买力数学模型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中的应用》,当学报的责编拿到该论文时,表示十分惊奇和赞同。而且预示着该数学模型将来一定会对社会产生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定能够得到越来越多人们的认可。山东大学学报编辑部的同志们非常重视,他们用了14个月邀请有关专家进行审阅、审查。20051月,原创性论文《最大购买力数学模型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中的应用》在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发表,届时这个理论的创建已经走过了三分之二的历程。

 

四、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种解读       

2005年初,中共中央号召在全体党员中,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我所在的工作单位——国家电网山东济南供电公司对这次教育活动及其重视,我们基建部党小组要求每个党员每天下午都要组织学习。在学习《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时,(1984630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发现邓小平同志在论述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改革的设想与思路,以及带领十三亿人民取得的巨大成功,与二元经济结构社会向一元经济结构社会的过渡过程十分吻合。于是我用二元经济结构数学模型对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做了一种数学上的解读。

后来,200811月,在我将专著《家庭、社会与购买力》——相对最大购买力数学模型在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应用一书原稿交给山东人民出版社时,几天之后,人民出版社编辑室李主任约见我,讲崔健伟你知道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对于我们普遍人而言是不可以解读的,我们只能是学习、领会、贯彻和执行,如果要解读,则需要中共中央特批。

山东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们在认真审阅了书稿后,认同、认可这种解读。最后,出版社要求如果要保留第六章,则需要在“解读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之前加上“一种新的解读”,否则去掉这一章。我想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的理论是一个新时代的伟大理论,而十三亿人民在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向世界证明邓小平特色理论的正确,同此就欣然同意出版社的建议。至今,国内许多专家、学者都认可这种表述。

 

五、在爱因斯坦相对论和质能方程的启示下,完成该数学模型的最后证明

2005年,相对最大购买力数学模型已经完成二元经济结构和一元经济结构的证明后,但是没有完成该方程的最终证明。主要问题在于不知道这个方程的最终证明从什么地方入手。

这就好像我们要攀登一座山峰,第一你不知道山峰在什么地方,第二你不知道这座山峰何时出现,第三当你遇到一座小山峰时,还要清醒认识到这座小山峰是否在成长,是否能成长为一座真正的山峰。

2005年是个特殊年,这一年是爱因斯坦相对论发表100周年,联合国将这一年定为世界物理年,以纪念1905年爱因斯坦奇迹般地发表五篇论文。我们国家为纪念爱因斯坦相对论诞辰100周年,而出版发行了大量的书籍。

2005年春,我到济南英雄山文化市场获得了一本由长春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爱因斯坦传》。在书中发现了爱因斯坦相对论质能方程的一种全新的证明方式。

俄国物理学家列别捷夫在1899年(这时爱因斯坦刚刚20岁),通过实验证明了光压的存在,并证明了光压在数值上等于反射光能量的两倍除以光速。

光压:    P=2E/C    ....

根据牛顿经典物理学理论:一个光子打在镜子上,对镜子产生的光压为 :         

               PΔt = ΔMV

    PΔt =MC-(-MC)=2MC 

Δt视为一个时间单位,即Δt=1

   P =2MC  ....

其中:式①与式相等

           2E/C=2MC

得出:  爱因斯坦著名质能方程    E=mc2

这时,我马上意识到这个世界如果没有爱因斯坦 十年、二十年、五十年甚至一百年以后,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人通过这个方法推导出质能方程。

之后,我同物理老师们经常谈起此事,到2006年底逐步认识到如果E=mc2先成立,那么根据牛顿经典力学推导,总可以找出方程的一边是我们早已熟悉的牛顿经典力学,那么等式的另一边就一定会出现P=2E/c的关系式。

这样反过来,如果E=mc2  先成立,假设世界上没有俄国物理学家列别捷夫这个人,也照样有人能推出光压P=2E/c 这个等式。多年以后,通过深入学习数学知识才知道,这种方法是数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学术上称为反推数学。

对于相对最大购买力数学模型的最后证明。试一试,在经济学范围内是否存在着物理学上的E=mc2这样的等式。

200711月中旬的一天傍晚,我走在回家的路上,发现了宏观经济学中一元经济结构国家中的国民生产总值等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客观事实。从而完成了相对最大购买力数学模型的最终证明。不仅如此,这时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理论体系的整体结构和总体框架。

比如,在前面提到的证明中多加的那个恩格尔系数前面的修正系数,在最后的证明过程中,只有这个修正系数等于1,才能使等式左边和右边相等,且有意义。大家相一想,如果一个方程的某个参数只有等于1时这个方程才能成立,且有实际意义。当然就相当于没有这个参数。

 

六、相对最大购买力数学模型的在经济学中的应用

2005年初,我将在山东大学教授等的建议、支持、鼓励下,我给周小川行长写信阐述了人民币升值在该理论下的基本特征。向人民银行专家、学者介绍论文中关于本国货币升值或贬值的变化特征。后来央行有关专家认同这个观点(详见200584新华社发表《央行披露汇率改革内情》一文。

20053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社科界联组讨论时强调:把重大理论和现实课题作为研究的主攻方向。努力取得有深度、有分量、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使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国家服务”。

20056月底,北京市建委在网上向社会征集经济适用房的管理审核办法,副主任孙乾同志希望广泛征求社会各界专家学者的意见,大家共同出主意,想办法,使经济适用住房购买资格审核更合理、科学。  

我将此前发表的论文寄去,并根据北京市的经济发展状况,按照相对最大购买力的数学模型P=(1-Eg)I2/MGDP,具体的计算出北京市居民2001年——2003年若家庭人口分别为23456人时,其各自家庭的相对最大购房能力数值,在此基础上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在确定经济适用房申请购房资格时,除家庭收入外,还要考虑该家庭相应的人口;二是该标准的家庭年收入值应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调整。

北京市建委副主任孙乾同志当天来电话表示,对上述建议和论文中的数学模型作为重要的理论参考。人们欣喜地看到,在2007117,北京市建委、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等单位联合下发的通知规定,已将过去的年家庭收入为6万元的一刀切办法,改变为按家庭人数的不同,而规定不同年收入标准的政策。

详见《北京日报》2007117日《本市确定经适廉租房准入标准》

20056月底,北京市建委在网上向社会征集经济适用房的管理审核办法,副主任孙乾同志希望广泛征求社会各界专家学者的意见,大家共同共出主意,想办法,使经济适用住房购买资格审核更合理、科学。

我将此前发表的论文寄去,并根据北京市的经济发展状况,按照该数学模型具体地计算出北京市居民2001—2003年若家庭人口分别为23456人时,其各自家庭的相对最大购房能力数值。在此基础上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在确定经济适用房申请,除家庭收入外,还要考虑该家庭相应的人口;二是该标准的家庭年收入值应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调整。

北京市建委副主任孙乾同志当天来电话表示,对上述建议和论文中的数学模型作为重要的理论参考。人们欣喜地看到,在2007117,北京市建委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等单位联合下发的通知规定,已将过去的年家庭收入为6万元的一刀切办法,改变为按家庭人数的不同,而规定不同年收入标准的政策。详见《北京日报》2007117《本市确定经适廉租房准入标准》。

2005年初,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通过长期的调查,用收入标准确定了当时中国城市中产阶层的人群范围,将中国中产阶层首次用数字界定下来,结果是650万为中国城市中产阶层家庭年收入(以家庭平均人口三人计算)的标准。原先国家统计局的中产阶层划分与我研究的数学模型没有任何的联系,我也从来没有关注过中产阶层的划分。

然而这个6—50万的中产阶层标准刚刚公布以后,就有北京的媒体反映,一位卖报纸的北京妇女的感言,她对记者讲,我们家三口人、年收入6万元,在北京怎么丝毫也没有体验到中产阶层的感觉和感受!

这时我立即警觉起来,首先肯定这位北京妇女讲的对,其次是寻找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与我研究的数学模型是否有联系?这件事又过几个月,突然有一天,我在想是否与该模型在微观经济学中的家庭临界收入值有关。

在相对最大购买力数学模型在微观经济学中的理论研究中,我于2003年初就发现并确定了消费性收入与投资性收入之间的临界收入值。只是不知道在何时用,用在什么地方。于是就用这个数学模型推论来计算临界收入值,结果套用北京市的当年的恩格尔系数和人均GDP参数,   并将人口数代入公式,得出的数值为16.4万元。于是电话征求北京市的朋友,三口之家如果给你们16.4万元,2004年能否有中产阶层的感觉,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因此,我就开始用这一理论,寻找适用的中产阶层的数值和这个群体居民所处的区域。

结果以三口之家群体为研究对象,在中国最欠发达的贵州省贵阳市找到了答案,计算结果是三口之家为6.3万元。

而以五口之家群体为研究对象,在中国最发达地区广东省广州市为45.6万元。就这样,分别以三口、四口、五口之家在全国大城市中给与划分。并根据这种数学上的划分给中产阶层下了定义。

什么是中产阶层?对于居民家庭而言,首先是看这个家庭在那个时代和那个地点,对应着一定的人口。当达到一定的数值之后,你就是那个时代、那个地点的中产阶层。

《家庭、社会与购买力》专著出版以后,国家统计局、国家城调总队以及山东省统计局的专家、学者都认可这个数学模型。20101021,《济南时报》报道了该数学模型在中产阶层收入标准计算中的应用,《济南学者自建设中产收入计划公式》的报道已在中央政府网、新华网、人民网、香港凤凰网、新民网等全国50多个网站上转载。

20105月,《齐鲁晚报》记者发表对我的采访文章《房价应该合理地调整》——有关专家用新理论预测市场走势,被新华网、人民网、中国新闻网、香港凤凰网等全国80多家网站转载。

同时,该理论已经被经济学博士引用到购买家庭轿车领域。详见《山东交通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2008年初,由中国农业大学博导杨敏丽教授、农业部农机司司长涂志强一起合作,将相对最大购买力数学模型应用于全国农民的农机补贴。详见《中国农机化》2008年第3期。《不同区域农民购置农业机械能力的实证研究》一文。该论文摘要:相对最大购买力数学模型在不同地区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民购机能力进行的定量分析与实际情况基本相符,研究结果可以确定农业机械购置补贴等提供参考。

相对最大购买力数学模型还可应用在个税起征点的标准的制定,各地最低工资标准及低保标准的制定,以及不同国家电信资费比较等方面,在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

在上海电力学院周光耀书记、曹家麟校长、武存生院长鼓励、支持下,在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帮助下,于2009年元月在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专著《家庭、社会与购买力》一书,至今已印刷三次。该书已被北大、清华、南开、人大、复旦、浙大、上海交大、南京大学等全国几十家大学图书馆收藏。

七、在兴趣的引导下,在大家的鼓励下,将继续探索研究下去

在长期的研究探索中,我提炼出诺贝尔精神。

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人们都将获得诺贝尔奖看做取得科学成就的重要典范,近来年,许多社会人士都在大谈特谈诺贝尔奖,但却忽略了科学探索中最重要的一种精神——诺贝尔精神。

什么是诺贝尔精神呢?诺贝尔精神就是成功与死亡。我们都知道,当时的诺贝尔是研究炸药的,时刻存在着被炸身亡的危险,而且在当时已经弟弟在内的许多人,在研究过程中被炸死。在斯德哥尔摩地方政府的驱逐下,他不得不租了一只木船,在湖中心一个人进行独立研究。他所从事的炸药研究,是科学探索中的高端,更是科学研究中的巅峰。

这个巅峰就是成功与死亡!当时,诺贝尔所面对的是要么成功,要么死亡,而没有其他的任何选择。而比他低一个层面的是,从事其他领域研究的人,这些人所面对的是成功与失败,而且即使失败了,也不一定死亡。

今天对于我们大多数从事科学研究的人而言,则是更低的一个层面,我们所面对的只不过是成功与不成功,与诺贝尔精神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从这里可以看出,当代中国更需要大力提倡诺贝尔精神,而少谈论诺贝尔奖金。

当今世界,国家之间的科技、经济竞争的焦点是科学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从目前来看,已经前移到原始创新方面。现代创新理论强调以问题为中心的跨学科创新,“与实际结合,问题驱动”是应用数学发展的不竭动力与重要特征。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进程中,我们要增强面对现代问题的解决能力,要培养创新激情。创新人才要有干事业的激情,这种激情就是要面对机遇,敢于争先;面对艰险,敢于探索;面对落后,敢于奋进;面对竞争,敢于创新的勇气。在创新的道路上知难而进,不畏挫折,敢于冒尖,敢为人先。

我在上海电力学院的学习期间,得到了一种非常优秀的大学教育。而世界上最好的教育,就是培养学生一种自信,这种自信可以面对任何质疑。

在国家电网济南供电公司宽松、和谐的工作环境下,在山东电力人才工程的引领下,我才能在大学毕业后继续学习,不断地提高。

回想起创建、推导、证明该数学模型十年进程中,好像美国物理学家费米、中国科学家钱学森以及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就在的身边与周围,每当遇到困难时,在这些大科学家思想的指引下。怀着一颗平静与激动的心,总能非常幸运地找到问题的突破口,使问题得以解决,使困难得以克服,使研究得以深入进行。

借上海电力学院六十周年校庆之际,再次感谢上海电力学院和电力学院的老师、领导们!感谢山东电力的人才工程,感谢曾经关心、鼓励、支持、帮助我的人们!

我们更要感谢这个时代.......

在平淡中求进步,在积累中求才干;

在兴趣中求动力,在探索中求发现。

始终作为自己的人生理念,将数学模型献给国家,将荣誉带给企业,将创建历程留给母校是我的最大心愿。在未来的岁月里,我将不断地探索下去......

 

 

             学生  崔健伟

 

          2010年12月21日于山东济南